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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代表的推選
2017-11-29 10:11:16   來源:人民政協網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這是我們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于擁有96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即將召開的十九大是新的歷程、新的考驗、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歷史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即將來臨之際,我們邀請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穎研究員,與我們一起走近黨代會,回顧黨代會的歷史,總結黨代會的作用,汲取繼續前行的動力。

  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么推選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根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的建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即,他們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旅法、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

  接到開會通知后,除了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因為路途遙遠來不及派代表回國參加,其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都積極響應,推派代表。由于當時黨正在籌建之中,還沒有統一的規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手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特點也不盡相同,黨的活動又處于秘密狀態,因此各地代表的產生方式有所不同,到達上海的時間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后,馬上開會討論人選問題。劉仁靜后來回憶說:“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張國燾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因此在代表產生后,他便立即動身赴上海。劉仁靜則在1921年6月底才動身,他與鄧中夏、黃日葵同行,從北京乘車南下,于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南京年會。隨后,劉仁靜離開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時已是7月7日左右。

  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據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在1952年回憶此事時說:“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后來回憶說:“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

  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過濟南時下車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詳談了一次。張國燾離開后不久,他們也乘火車南下,大約在6月下旬到達上海。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黨員譚植棠家中召開會議,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廣州黨組織的成員外,陳獨秀、包惠僧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推選陳公博為廣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勵莊從廣州出發,經由香港轉赴上海。陳公博在1944年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赴上海參加會議。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向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如東京的施存統、鹿兒島的周佛海發了信。這時,施存統到日本時間不長,功課也緊,便推薦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周佛海后來回憶說:“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陸續來到上海。除陳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外,大多數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后改為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博文女校開辦于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是黃紹蘭,約有學生100人。李達夫人王會悟承擔了為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

  至此,13位代表會聚于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發生了。

  三大代表的分區推選和秘密赴粵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在1922年初香港海員大罷工后持續13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2月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3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7日,軍閥吳佩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黨在斗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不行的。帶著這些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人投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也稱國民革命)運動。

  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馬林提議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傳到中國后,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進行大會代表的推選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四個區,區黨組織的名稱叫區委員會。各區委員會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選派代表參加三大。

  據當時北方區委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回憶,1923年5月間,中共中央從上海來信,內容是關于召開三大的問題,要求北方區按照中央的規定選派代表參加。根據中央通知,北方區委進行了討論,并向鐵路、礦山和北方區各大城市黨支部下達通知,說明中央召開三大的意圖,要求各支部重視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長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產業工人區都要派人參加。

  中央規定參加三大的條件是:第一,主要是產業工人;第二,各區委書記可以來,但不要都來;第三,工運負責人。

  羅章龍回憶說,中央關于召開三大的通知文件到達后不久,“中英”(中央代號)又單獨寫了一封信給時任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和他。內容是了解北方區參加三大的準備工作,并要求李大釗和羅章龍前去參加三大。最終,北方區委選出李大釗、羅章龍、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為代表,其中絕大多數是工人,共青團組織也派出負責人參加,這是全國各區派出代表人數最多的。

  其他區也或指定或通過選舉,派出了代表。兩湖區有毛澤東、陳潭秋、項英等,江浙區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樹德等,廣東區有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等。中央代表為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此外,從法國回來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

  在黨的三大前,全國各地共推選代表40名。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平江(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蘇學生支部)。”

  三大代表選出后,分批秘密赴粵。以北方區委為例,選出的12名代表分三批走。為了保密,不坐同一條船,不乘同一趟車,不同一天走,但時間相隔不遠。路線是由北京坐火車經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廣州。和羅章龍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項英。到廣州后,羅章龍住在中共廣東區委,其他代表則由廣東區委派交通員帶到指定的地點居住。廣東區委對外的代號叫“管東渠”。羅章龍回憶說:“我們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時在譚平山家,有時在廣東區委,有時在馬林家,有時在其他地方。中央負責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開會都是有人帶路。其他代表則住在代表宿舍。”

  江浙區代表、時任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也較詳細地回憶了他們一行六人赴廣州參加三大的過程。他說:“我和王振一從上海坐船到廣州去開會,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于樹德、金佛莊共六人。于、金兩人是自己出的路費。記得當時于樹德沒有錢,急得沒辦法,我給他出主意,讓他把鄰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船不能從上海直開廣州,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記得在香港和李大釗上岸去還喝了一點酒。船到廣州,在太古碼頭上岸。這時,天氣已經很熱,街上賣荔枝的很多,價錢很便宜。到廣州后,廣州黨組織派人來接我們,是在長堤碼頭。因為我們互相認識,所以沒用介紹信。我們都沒有帶行李,隨身只有一個小包。一上碼頭就沿珠江岸邊步行到‘三大’會址。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休息了兩天才開會。”

  十二大代表中青年代表將近40%

  1979年7月底,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指出,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已經確立,現在還沒有解決的是組織路線問題。“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當然,組織路線方面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機關臃腫怎樣解決,退休制度問題怎樣解決等。廟只有那么大,菩薩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黨的十二大,從代表的產生到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的選舉,是在全黨范圍內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一個更大的步驟。在醞釀選舉代表過程中,各地都有許多老同志以黨的事業為重,誠懇地向組織上要求不要提名他們為十二大代表的候選人,把名額讓給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

  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并通過《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議確定了黨的十二大代表的名額為1600名。

  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關于十二大代表選舉工作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參加十二大的代表要在召開縣、市、州黨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基礎上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產生,代表選舉工作要在11月底完成。《意見》還對各方面代表應占比例,包括性別、年齡和專業比例及民族等提出具體要求。

  政治局會議還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決定》,這是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

  5月中旬,胡耀邦就代表選舉工作指出,要選出真正合格的黨代表,就要充分醞釀,真正征得廣大黨員的同意,不要少數人“圈定”;名單沒有什么保密的,要公開提到黨員中去醞釀討論,不要怕變動。

  經過充分醞釀,代表選舉工作最終于1982年7月底完成。各地黨組織共選出代表1600名,并按比例選出候補代表149人。在全部代表中,青年代表將近40%,各方面專業人員、專家占有相當比重;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8個民族的146名優秀黨員被選為代表。在代表中也有少數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過錯誤、但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為黨作過貢獻的同志。由于各地黨組織貫徹了中央政治局《意見》的精神,保證了代表的先進性與廣泛性。

  在十二大上,一批年輕的面孔為“黨代會代表”這個稱呼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中國女排運動員孫晉芳、周小蘭、郎平都是出席十二大的代表,當選后,她們身穿運動服與大家見面,國家體委還推舉她們的教練袁偉民作為十二大的代表,創造了一個僅有16個人的單位就有4位正式代表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紀錄。當年郎平只有21歲,是十二大最年輕的代表。

  農民工代表第一次以群體形象出現在黨代會上

  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黨的十八大于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而選好十八大代表,是開好十八大、完成大會各項任務的重要基礎。

  “我一個漂泊在外的農民工,居然能夠參加十八大,這是黨的民主的體現。北京奧運會時,有境外記者問我什么是農民工,我總結就是‘身份是農民,干的是工人的活,享受的又是農民的基本條件’。”來自湖北的黨代表、建筑工人余凱新在十八大分組討論時的一番感慨。“我是億萬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能夠最終當選有些意外,更多的是感到無比光榮。”當江蘇代表程軍榮通過朋友的祝賀短信知道自己當選十八大代表時這樣說。

  在十八大上,26位農民工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2011年10月,中央印發《關于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對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確定,十八大代表名額共2270名,比十七大時增加50名,由全國40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實行差額選舉,差額選舉比例應多于15%。

  按照中央規定,“三上三下”是代表產生的必經程序。在江蘇,第一輪基層黨組織推薦提名代表人選37389名,第二輪縣市區委和有關單位黨委遴選推薦1535名,第三輪市委和省直有關單位黨委向省委推薦90名初步人選,每輪醞釀推薦都返回征求下一級黨組織和黨員意見。

  同時,加大人選公示力度。對初步人選名單進行公示,是確保黨員知情的重要途徑。在十七大時首次規定以黨內文件形式公示初步人選名單的基礎上,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明確要求,進一步充實公示內容,改進公示形式。湖北省是首家通過黨報、電視等媒體對代表人選進行公示的選舉單位。據統計,共有11個省(區、市)陸續通過這種方式面向社會公示初步人選名單。其他選舉單位普遍通過黨內文件、黨建工作網絡對初步人選名單進行了公示。根據公示情況,有的選舉單位對個別代表人選作了調整。

  2012年8月13日,十八大代表名單正式向社會公布。十八大召開前,十八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當選代表進行資格審查。選舉產生的十八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焦若愚是北京市原市長,1915年12月出生,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齡最小的是剛剛在倫敦奧運會上取得女子200米蝶泳冠軍的焦劉洋,1990年3月出生,200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年齡相差74歲,黨齡相差72年,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薪火相傳、興旺發達、后繼有人。

  選舉結果凸顯了十八大代表構成上的鮮明特色:當選代表中,工人黨員由十七大時的51名增加到169名,占代表總數的7.4%,比十七大時提高5.1個百分點;其中,省(區、市)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當選代表中,工人黨員占10.4%,比十七大時提高了7.1個百分點。

  十八大上,26名農民工黨員首次進入黨代會代表行列。第一次以群體形象出現在黨代會上的農民工代表,將在黨的代表大會史和黨的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內容選編自李穎著:《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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